昭君墓前的沉思(二)
从昭君墓顶顺着阶梯缓缓走下,再沿着宽阔笔直白洁的神道原路返出,又经过了进门处两侧在建、接近完工但脚手架还没有撤除的建筑物。左侧的楼宇作什么用,未曾留意,但右侧主体如宫殿、四角镶以柱状穹庐顶,呈鲜明民族风格的小建筑群,迎面墙体上已经有了部分文字标注:“匈奴文明陈列”。显然,这里将是陈列、展出和再现匈奴文物及其文化风情的一个所在了。
虽然这次还无缘进入参观,但“匈奴文明陈列”——仅此六个大字,却无异于夜空中划过的一道流星,荒野里突兀的一声嘶鸣,耀眼一现,又惊鸿一瞥,已经给我这个远道而来又匆匆离去、虔诚又崇敬的游人以足够而深刻的信息了。它们促我遐想,引我沉思。
我相信,对于后来无论哪个朝代的大半个中国的普通人民来说,对发生于两千年前的王昭君其人其事的认知,都是不会很充分的。一般人充其量仅知道她是中国古代所谓“闭花羞月、沉鱼落雁”的四大美女之一,至于和亲、出塞及其“青冢”却不甚了了。即如我来说,同样也只是知道一些大概,至于“塞”在何处,“冢”落何方,“和”到了什么,也只是这次亲临谒墓以后才知道得详尽一些的。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如果说一般人对昭君这个我们汉家的姑娘尚且知之不详,那么,对与之密切相关的、使其垂名青史的、曾经和后来又几度是中原强大对手的这个草原先民、我们兄弟民族的祖先——匈奴,又知之多少呢?在我所积淀和固有的印象里,匈奴不过是遥远的北方不毛之地上的远未开化的野蛮民族而已。如果说昭君出塞是个“悲剧”性事件的话,那么它不正是制造这一“悲剧”事件的元凶吗?
我知道,历史上,一直以来,对昭君出塞和亲这件事,都是屡有争议的。有人因其美丽,而悲其远行;有人因其不宠,而幸其出汉。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基于个人遭际而生发的悲欢离合的感触而已。诗圣杜甫过昭君故里的那一首“咏昭”诗,既然被清人沈德潜视为“绝唱”,那么也就足以说明,直到有清一代,历史上许多很杰出的代表性人物,对有关此事的认知水平,是多么小家子气了。
真正跳出历史窠臼而从民族和解的大义出发来审视昭君出塞和亲这一历史事件,并把它作为一种文化加以开掘和弘扬,历史上不是没有,但主要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董老和翦老等政界、学界前辈,以毛泽东民族大团结的思想为指导,力排众议,独陈新见,一抹昭君千余年以来“满脸的泪水和愁云”,还昭君一个愉悦的民族和睦与和谐使者的形象,为今天的人们正确认知昭君出塞和亲对我们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千秋功绩,起到了拨云见日,一锤定音的关键性作用。
但即使如此,和历史上许多时代的传统认知一样,人们所关注的重心和焦点,依然还是停留于昭君本人及其所留恋和献身的汉帝、汉廷和我们汉民族,至于她所要选择、前往、面对、生活和归依直到终老的另一民族——匈奴、另一故乡——“胡地”、另一宫廷主人——呼韩邪单于等等,又有多少人真正关心过、了解过、思考过甚至于同情和赞美过呢?
据说,关于昭君出塞和亲,还有这样一个有趣的历史记载,即当汉元帝在“临辞大会”上,第一次发现在自己眼皮底下生活了三年之久却一直未去看望一眼的王昭君,出列于大庭广众之上,竟然是如此丰容靓饰,貌美出众,不觉大惊失色,极其酸楚。本意欲改变主意把她留下来,但无奈话已出口,“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当然,汉元帝在厚赠并远送了昭君之后,并未饶过那个瞒天过海、让自己吃了哑巴亏、窝了无名火的宫廷丹青手。“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王安石的这两句诗,不仅清楚地交待了毛延寿的结局,更充分揭示出了汉元帝当时当地的爱之深、恨之晚、怒之极的心理状态。可见,将如此美煞、爱煞却阴差阳错被忽视了的宫廷第一美女,眼睁睁地拱手送给别人,他是多么不情愿啊!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迫使汉元帝最终还是放弃一己之私欲,不得不从江山安定、朝廷稳定的大局出发,接受并作出和亲这一主观不情愿、客观又很正确的决策来的呢?有人说,元帝作出的昭君出塞和亲之举,是一个长久之计而不是权宜之计,这话真的有那么可信吗?要知道,这里和亲之“和”的另一面,就分明意味着还存在一个即使与汉廷不是完全对等但至少能够分庭抗礼并不可藐视的政治实体。否则,不让你进贡已经是便宜你了,哪还有从身边输出美色的好事?“和”又从何而来?
想想看,所谓“中原”“中原”,乃“中国”之“原”也。自春秋战国以后秦始皇以降,一朝一国的封建天子、帝王,都无不自诩为“孤家寡人”。何谓“孤家”,何谓“寡人”?实为天下一人也。“天”是“朕”的“天”,“家”是“朕”的“家”。一人称“孤”道“寡”,就得四面八方来朝,不朝者便武力征服。只有武力无法征服,才会退而求其次地想出一些诸如和亲、通贡、互市、会盟等等无奈之举或缓兵之计来的。
推古思人,难道汉元帝没有这样的“家一统”的君主或帝王意识吗?难道他没有武力征服的内在冲动吗?不要说派昭君出塞和亲,是把自己份内的“美味佳肴”拱手送人,自己先丢失了一份享受和快乐,再看看这和亲究竟也只是向政治或军事对手的一种妥协和屈服,现代人可以谓之“双赢”,但对以尚武为荣的古代帝王来说,恐怕终不是多么争脸面、有光彩的事。
因而,我敢说,这昭君出塞和亲之举,虽然它在历史的长河里,客观上看,不失为一个开明之举,进步之举,免除了流血和杀戮,对老百姓是有好处的事,因而无论作出多么高的历史评价,也毫不过分,都是理所当然,但就一定的历史时期和某些视角来说,特别是站在封建帝王的角度上看,谁又能够否认它不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呢?当初实力不够,是“权宜”,以后实力依然不够,也就成为“长久之计”了。
而这也就自然引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即与汉廷并存、长期为敌,汉廷屡次征战却不能全胜的匈奴一族,一定既不是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一个弱小的民族,也不是一个根本没有任何文明光彩的野蛮民族。他们其实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让秦始皇和汉武大帝也为之而焦头烂额,及其后世子孙,更是到了束手无策,无计可施的地步,唯剩和亲一途了。
史谓“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这也足可见证:正是这一“大”一“强”,才是导致昭君出塞和亲的真正时代背景和根本原因。那么,这“北胡”的匈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民,又究竟是依托了一个什么样的文明呢?
附:昭君墓顶俯瞰图(重贴)——右侧建筑为在建的“匈奴文化陈列馆”。

左侧建筑图:
[
本帖最后由 iterf 于 2007-10-1 14:24 编辑 ]